界面新聞記者 | 潘文捷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尾隨者》

2017年，默音收到邀請寫一則中短篇小說。她覺得自己不太會寫中短篇，但畢竟第一次被約稿，還是硬著頭皮答應了。她想到，坐地鐵的時間“閑著也是閑著”，索性用來寫東西，于是她在地鐵上用手機寫下了《尾隨者》的前半部分，短句比較多。在這篇寫完后，她有了寫作中短篇的“手感”，陸陸續(xù)續(xù)寫了收錄在這本集子里的其他篇目。

這八篇小說以“尾隨”為關鍵詞，分別是《鐮倉雨日》《酒狂》《暗香》《尾隨者》《附加值》《最后一只巧克力麥芬》《模仿者》和《迷戀》。在后記中，默音說它們本質上都是“家庭小說”——小說這一表達方式基本是以故事的形式聚焦個體遭遇，但故事的主人公不可能是無根之樹；也可以稱之為“城市小說”，其中鑲嵌了她自己居住近三十年的上海在不同時間階段的局部，有幾篇的背景被放在東京，主人公是當下這個時代的旅居者。

《哀痛筆記》

“我永遠也不用警惕最糟糕的事發(fā)生了，因為2020年6月10日就是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人的一生中總有這么一個最糟糕的日子，神靈保佑，我再也不希望有一天比它更糟糕。”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的《哀痛筆記》是為了紀念父親在新冠大流行初期去世而創(chuàng)作的哀歌。阿迪契用富有詩意的文筆寫出了深愛的親人去世后自我的分裂，構建了一個哀悼的敘事。

由于新冠封鎖，尼日利亞機場的開放日期先是推移到當年八月，接著又是九月，葬禮不斷推遲。阿迪契的母親展現(xiàn)得堅忍不拔，“已經(jīng)......以平靜的寡婦姿勢坐在沙發(fā)上”。后來，她又不顧孩子們的抗議，堅持實踐當?shù)厝说?/span>哀悼傳統(tǒng)剃光頭：“所有能做的事情，我都會為爸爸做的?！卑⒌掀?/span>的兄弟每周都必須去殯儀館檢查是否能辦葬禮。阿迪契本人對葬禮的拖延深感擔憂：“對于大多數(shù)伊博人來說，至少是我父親那一代人，被剝奪像樣的葬禮幾乎是一種存在主義恐懼?！?/span>

《妖怪說》

中國的妖怪和日本妖怪是什么關系？妖怪有什么樣的歷史變遷？妖怪會在哪里、在什么時間出現(xiàn)？在這本書中，作者張云一一回答了這些問題。中國古代有“妖由人興”的說法——有人的地方才有妖怪，妖怪生長在人心和現(xiàn)實生活的縫隙之中，妖怪是人的面具，是人的另一張臉。張云寫道：“中國的妖怪，天生對人世帶有一種濃濃的好奇和親近。很多時候，它們站立于山巒、高樹之上，渴望地打量著面前那個濃濃煙火氣的人世，急切地希望能夠參與其中。為何如此？因為妖怪寂寞?！蹦撤N程度上說，妖怪的寂寞，其實是人的寂寞。

張云認為，妖怪本來就植根于現(xiàn)實生活的土壤之中，寄托著人的喜怒哀樂、是非善惡，它們對人類的態(tài)度就是人類對自身的態(tài)度。他在梳理中國妖怪時注意到，雖然大多數(shù)妖怪都是純粹可愛的，但是妖怪和人相處到最后，絕大多數(shù)都被人攻擊、背叛甚至消滅，這是因為在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妖怪本身就被認為是不合常理的、違背正常社會價值標準的。

《血腥之所：國會中的暴力與美國內戰(zhàn)起源》

以眾議院文職人員本杰明·布朗·弗倫奇 (Benjamin Brown French) 1828-1870年在世期間保存的11卷日記為基礎，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喬安妮·B.弗里曼（Joanne B. Freeman）在本書中系統(tǒng)地揭示了1830年到美國內戰(zhàn)期間國會中的肢體暴力。那幾十年中，高風險的政治斗爭總是伴隨著辱罵和口角，正如美國這個國家暫時地在妥協(xié)性的策略下獲取平靜。國會中的翹楚也有丑陋的時刻——咒罵、咆哮、威脅和個人侮辱十分常見，斗毆也平常到像是例行公事。到了美國內戰(zhàn)期間，武裝起來的北部和南部國會議員更是成群結隊地在眾議院內大打出手，用威脅、拳頭和武器來捍衛(wèi)自己的利益，國會議員們每天早上前往國會大廈前都帶著刀和槍。

當時，代表與被代表的政黨或地區(qū)有著密切的認同。每一次侮辱和威脅都被視為對選民所在州以及整個北方或南方的侮辱和威脅。國會中的斗爭也是奴隸制問題上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的一部分。在大部分時間里，南方國會議員都是攻擊者，因為他們遵循榮譽的原則，在這一原則下，輕微的侮辱也可能引發(fā)打斗，蔑視暴力的北方人被認為是膽怯或懦弱的。不過，到了1850年代，隨著奴隸制日益根深蒂固，北方國會議員誓要采取行動反對南方的欺凌和恐嚇。

《巴比松大飯店：自由女性的傳奇之地》

好萊塢影星格蕾絲·凱利成名之前住在這里，她曾經(jīng)在大廳里赤裸上身跳舞。年輕的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也住在那里，在她的半自傳體小說中，她將其寫成主角在實習期間入住的酒店。20歲時作家瓊·狄迪恩在伯克利大學休學期間住在那里，開始了她的寫作生涯并在紐約度過了一段美好時光。瓊·狄迪恩給加利福尼亞州的男友打電話，告訴他，她可以從酒店房間的窗戶看到大橋。事實上，這座橋就是連接皇后區(qū)和曼哈頓的皇后區(qū)大橋，這家酒店就是巴比松酒店。

巴比松酒店是歷史學家保利娜·布倫的同名歷史著作的主題。該酒店1928年首次開業(yè)，有23層共720間客房，是嚴格的女性酒店，禁止男性走入大堂，而此時距離美國女性擁有投票權還不到十年。從這時起，到1981年酒店實行男女混合（2007年改建為公寓）住宿為止，紐約這座城市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女性的處境也發(fā)生了變化。

《置身時代的社會理論》

美國社會學家史蒂文·塞德曼對社會學理論史進行了重新梳理和詮釋，包括從孔德開始的社會學，到現(xiàn)代社會學的奠基者馬克思、涂爾干和韋伯，一直到當代的后現(xiàn)代轉向，以及當代流行的各種社會學理論，如吉登斯、布爾迪厄、沃勒斯坦，還有英國的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論和美國的當代的各種社會運動等。作者結合寫作時的社會環(huán)境與背景，對各個理論進行了評述，認為任何社會學的抽象理論都必然有一定的歷史社會起源，而且植根于相應的道德信仰之中。他談到，社會學的宗旨其實并不在于積累知識，確立一門關于社會的科學，或打造一套社會學體系，而在于融入有關社會世界當下與未來面貌的持續(xù)對話和沖突。

本書曾經(jīng)出版過一個中譯本，名為《有爭議的知識》，于2002年出版。在2024年新版本的譯者、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康看來，“首個中譯本的書名‘有爭議的知識’是不妥的，原書各版題名中保持不變的核心詞匯‘contested knowledge’，強調的不是知識有瑕疵、尚存爭議，企求不存任何瑕疵、消除一切爭議、解釋全局問題的那種理論體系，比如帕森斯式的學說，肯定不是本書追求的目標。毋寧說，這是一部‘知識在爭議中’的風云激蕩史，是一部學界學人置身時代并直面時代而不以學術獨立、皓首窮經(jīng)自我安慰的‘從辯求知錄’。”

《條紋變遷史：從魔鬼的標記到流行的元素》

在20世紀80年代，中世紀歷史教授、西方符號學專家米歇爾·帕斯圖羅注意到了中世紀畫像中那些穿著條紋服裝的人物：幾乎全部為負面人物，無論是現(xiàn)實世界中的還是想象中的，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無論是騎士還是妓女。但在后來的畫像中，又出現(xiàn)了一些正面的、越來越高貴的條紋面料或輔料。因此，他想要對歐洲社會中的條紋和與條紋服裝相關的歷史進行深入了解，且不只限于中世紀和現(xiàn)代初期，而是將研究擴展到一個更長的時期內——從古羅馬時代到20世紀。

據(jù)此，本書分為了“身著條紋服裝的魔鬼（13—16世紀）”、“從水平到豎直，再從豎直到水平（16—19世紀）”和“當代條紋（19—21世紀）”三個部分，探討了條紋的起源、地位與在特定社會中的傳播途徑。書中還有附有許多插圖尤其是中世紀彩圖，提升了讀者的閱讀體驗。

《看不見的陪伴：與微生物共生的奇妙之旅》

在本書中，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教授馬克-安德烈·瑟羅斯先討論了微生物和植物共生，再討論微生物和動物（包括人類）共生，然后宏觀地談到了微生物共生對進化、生態(tài)和文化的影響。

他看到，本書的前奏是“共生”和“互惠共生”，這兩個概念在科學史上出現(xiàn)得很晚，直到19世紀末才出現(xiàn)。相反，互相傷害的關系很早就被發(fā)現(xiàn)了：人們知道寄生關系，其中涉及使人類致病的真菌或細菌；知道捕食關系，其中存在一種導致一方主角快速死亡的極端情形；知道無處不在的競爭關系，其中的個體為了存活，面對相同的資源會互相妨礙，這種互相妨礙的關系就是基于查爾斯·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理論。

動植物依賴與微生物共生的觀念形成得更為緩慢，甚至比共生和互惠共生的概念還要晚。人們對微生物的看法直到20世紀下半葉——尤其是近二十年來——才有所轉變：我們周遭的生物、日常習慣和生態(tài)過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微生物所構造的。讀過此書，讀者會驚嘆于物種間的互動和微生物功能的多樣性和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