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張釗涵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我在故宮長大》

生在故宮，長在故宮，工作在故宮——這是共和國公民極為罕見的經(jīng)歷：1952年，從朝鮮戰(zhàn)場上歸來的北雙寶的父親轉(zhuǎn)業(yè)到故宮博物院，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守宮人；13年后，北雙寶出生在角樓腳下的故宮博物院職工宿，1980年接班進入故宮工作至今，先后任職于保衛(wèi)、開放管理、總務三個部門。北雙寶在故宮工作43年之久，親歷外國政要訪華、《末代皇帝》的拍攝和多起故宮盜竊案，并拍下了大量故宮未開放區(qū)域的圖片，一并收入本書。

1959年底，末代皇帝溥儀結(jié)束了十年的勞動改造后，被特赦回北京，并重新回到故宮參觀，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在御花園里，我看到那些在陽光下嬉戲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噴放出來的青春的香氣，感到了這里的陽光也比從前明亮了。我相信故宮也獲得了新生?！北彪p寶便是日后出生在陽光下的孩子，這份口述史無意間遍歷了溥儀感懷的人生，仍在二十世紀的延長線上。

《我生命中的幽靈》

“過去比現(xiàn)在更接近未來?！备锩氖兰o遠去后，相對主義摧毀了專橫的價值權威，使得激進主義失去了存在的根基，轉(zhuǎn)而成為零敲碎打的政治修補術。一切問題似乎都能在現(xiàn)存的社會制度中得以解決，政治冷感當然成為一種時代癥候，因而帶來一種多元主義的共存幻象。

馬克·費舍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未來被取消”的時代。那些曾經(jīng)被承諾的進步未來——無論是技術烏托邦還是社會變革——都未能實現(xiàn)，取而代之的是無盡的懷舊循環(huán)和文化停滯。無法實現(xiàn)的未來成為縈繞不散的幽靈，與短視的政治批判不同，費舍的寫作更接近社會批評，并不拘泥晦澀的經(jīng)典文本，而是將流行文化置于中心，通過逼視人們習焉不察的社會現(xiàn)象和普遍信念，讓權力關系裸露出本相。

過去以幽靈的形態(tài)存在于現(xiàn)實，失敗就具有了以過去的形式呈現(xiàn)的未來性。身處歷史斷裂的間隙，行動不再與進步的價值相關聯(lián)，甚至也失去了“虛無”蘊含的沉思和荒誕，而是人體電池一般的循環(huán)，就像費舍并未遠去的聲音所提示的：如何創(chuàng)造意義感將成為我們時代的母題。

《電影院精神》

在算法和流媒體主導屏幕使用的年代，任何對電影院的書寫都不免有顧影自憐的嫌疑，或是近于戀物的懷舊情緒。電影一度是所有藝術中最年輕的，如今卻在加速社會中瀕臨瓦解，王小魯認為，最好的人文主義電影都已經(jīng)拍出來了，那些電影敘事中所體現(xiàn)出的深刻人性，以后的導演再難超越。當下的電影市場已經(jīng)過度飽和，他將其稱為“電影完熟時代”。

技術對電影在本體論意義上的沖擊已經(jīng)成為顯學，融入學院式電影批評的符號游戲之中，作者對電影院的書寫并未停留在其物質(zhì)性，而是以此觀照現(xiàn)實生活，試圖通過電影行業(yè)的疲軟映射現(xiàn)代人的普遍困境。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著重書寫了疫情后電影行業(yè)的遲暮心境，影院依然召喚著身體的在場和重建公共性的想象，這使得本書更像是一部迷影人士的心靈史。

《梁啟超傳》（增訂本）

人物傳記常見的通病是落入“偉人敘事”的窠臼，人物的復雜性被抹平，淪為浪漫主義的英雄形象。解璽璋恰恰反其道而行，以“關系”為主線，將梁啟超一生分為家庭親屬、戊戌政變前、流亡日本時期、歐游前后幾個部分，每個部分都由梁啟超與相關重要人物的關系構(gòu)成。梁啟超并不熱衷于建構(gòu)宏大的思想體系，而是將思想貫穿于社會行動和公共書寫之中，強調(diào)行動中遭遇情感的催促，迫使他作出變化。在此意義上，本書的互動視角更像是一座移動的參照系。稀見史料的貫穿描繪了一個更接近歷史真相的梁啟超。

《保衛(wèi)托爾金》

談到《指環(huán)王》的作者托爾金時，我們會發(fā)現(xiàn)某種詭異的錯位：其作品暢銷全球，卻始終被現(xiàn)代主義的文學批評排斥在外，淪為文學史上的失蹤者。托爾金被右翼勢力和白人至上主義者的挪用都已是身后之事，大眾文化的神壇更愿意選擇死者來供奉，從而提供一個安全的道德寓言，本人自然無力回應。

《保衛(wèi)托爾金》的作者湯姆·希比，曾在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任教，同時擁有學院精英和托爾金粉絲的雙重屬性。希比指出，托爾金威脅到了高等品位、批評家、教育家和文化人的權威。他與他們一樣學識深厚，但屬于不同的派別，他不會簽署那潛在的英語文學圣殿的條約。“托爾金不愿恪守作為流行垃圾的本分。正是這種結(jié)合使得他的作品無法被原諒?！毕１鹊目犊愒~也提示我們，在進行政治判斷之前，需要進行審慎的、細致的歷史分析。

《歐洲的熔爐》

“蒙娜·麗莎的微笑舉世聞名，但鮮有人知她嫁給了一個奴隸販子?！蔽乃噺团d塑造了西方文化，但它遠比我們許多人意識到的更加陌生和黑暗，弗萊徹刻意將目光從光輝的藝術史中移開，返回戰(zhàn)爭、權謀與暴力的歷史現(xiàn)場，并且將女性、猶太人和普通民眾的生活史與達芬奇并置，讀者亦可由此管窺歷史書寫的潮流轉(zhuǎn)向。

本書以1492年為起點——洛倫佐·德·美第奇去世、格拉納達陷落、猶太人被逐出西班牙——這一事件序列共同指向舊秩序的崩解，展現(xiàn)了意大利半島如何從一個文化高漲的區(qū)域，逐步卷入更廣闊的歐洲與世界格局之中，這也是現(xiàn)代世界的零點時刻?！缎l(wèi)報》評論稱：“一個關于聯(lián)盟、背叛、劫掠、圍城、饑荒、暗殺和可怕的酷刑的故事……弗萊徹以極高的技巧駕馭了這一困難的地帶。她創(chuàng)造了氣氛和戲劇性，但仍保持了敘事清晰……一本強有力的書?！?/p>

《手機上癮》

手機玩多了，腦力會不會流失？戒不掉手機，是因為意志力不夠嗎？屏幕上的藍光，是不是在影響睡眠？放下手機后，注意力無法集中怎么辦？這一連串問題背后的基本困惑在于——手機上癮，是精神病癥還是道德焦慮？本書作者費伊·貝格蒂是英國知名神經(jīng)科學家，擁有十年相關臨床經(jīng)驗，她旗幟鮮明地反對將“手機上癮”與吸毒和濫用藥物相提并論，對手機的長期使用不過是現(xiàn)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這些危言聳聽不過是技術恐慌的老調(diào)重彈，源于人腦漫長進化過程中的自我保護。

雖然分析了手機上癮的社會污名，但作者的目的并不在討好讀者，而是期待提供能夠即刻用于行動的方法論：人與電子設備的關系是需要長期維護的，極端的戒斷不可能也沒必要，但不要等著未來出現(xiàn)一個完美的時間點才開始做，盡早行動才能把走神和拖延的習慣甩在身后。

《平等悖論》

為什么幾百年來，我們不斷追求平等，而現(xiàn)實卻越來越不平等？在《平等悖論》中，謝晶將平等視為一種觀念裝置，在現(xiàn)實中不斷鞏固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從國際關系、民族國家到社會組織和個人，都以“平等”為基本價值的宣稱，然而優(yōu)績主義、內(nèi)卷焦慮和階層固化卻越發(fā)嚴重。作者采取思想史的方法，對話從盧梭到大衛(wèi)·格雷伯的理論家，穿梭在不同時空的歷史現(xiàn)場之間，試圖找出不平等的社會與歷史根源。

在本書的敘事中，“平等”不再是一個偉光正的抽象概念，而是一個可供審視和揭批的意識形態(tài)外殼，作者的努力便是撥開語詞的迷霧，將“平等主義”還原為平等本身。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未呼吁不切實際的反叛，而是呼吁改變?nèi)粘５膽T習，把周圍的人視作“人”而非“工具”，尋求在難以撼動的結(jié)構(gòu)中辟出一絲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