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寫 | 明亮

 

一邊是機器臂在流水線不知疲倦地精準揮舞，一邊是沉默的工人疲憊地追趕著機器設定的節(jié)拍。這個場景不僅是自動化工廠的寫照，也是這個時代的隱喻。當大部分工序被自動化設備取代，人還有什么價值？技術發(fā)展的目標，究竟是機器服務于人，還是人服務于機器？

帶著許多宏大的問題，2017年，中山大學社會學教授許怡申請到一項教育部課題，開啟了對“機器換人”現象的研究。如果說研究起步時還有些未雨綢繆的前瞻性，而到2025年課題完成并以《機器時代》一書出版時，她思考的很多問題已變成中國社會的現實困境。

為了獲得最真切的體驗，這位80后的女學者，以36歲的“高齡”應聘成為工廠流水線上的普工。她的身影出現在珠三角多家制造業(yè)工廠，最重要的資料來源于對四家工廠（舒然家具廠、藍天空調廠、藍天冰箱廠、新星足球廠）的田野調查。此外，許怡還在機器人培訓學院學習操作機器人，多次參加自動化裝備展覽會。她的訪談對象包括企業(yè)管理者、技術人員、不同崗位工人及部分機器人行業(yè)專家，還有政府相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共完成六十余次訪談。

 

機器換人與機器管人

最讓許怡驚訝的是，一種普遍的“機器迷思”在工廠里彌漫：從經理到工人，大家都相信，機器比人“更快、更好、更穩(wěn)定”，但事實卻并非如此?！爱斈氵M到工廠，會發(fā)現機器也經常出故障，動不動就報警?！痹S怡發(fā)現，有時為了趕工期，工廠不得不重啟人工生產方式以輔助“不好用的機器”。

在一家工廠，一位班組長向她解釋為什么更青睞機器：“自動化機器代替人，可以保證質量，比如人燒焊的話，他可能會有某種情緒，可能會影響到這個工作?！鼻榫w，作為人的特質，在工廠里成了一種“阻礙”。

許怡觀察到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許多工人會不自覺地參與“共謀”，強化“機器優(yōu)于人”的主流敘事。“工人認為，自己工作十幾個小時就會累，會有情緒，效率會下降，而機器應該是穩(wěn)定的?！边@種共謀的形成，是外部輿論環(huán)境、工廠內部管理話語和工人自身體驗共同作用的結果。

這套話語將技術等同于進步，將自動化等同于未來，工人身處其中，很難不被這套強大的邏輯所說服。在實際運作中，人們極少考慮“技術如何更好地為人服務”，而是更多關注“人如何更好地適配技術”。

隨著技術的持續(xù)進步，工廠自動化不僅是“機器換人”，也包括“機器管人”。許怡認為，這是一個根本性轉變，機器不再僅僅是工具，它悄然成為一個隱秘的“管理者”?；谶@些調查和自己的思考，許怡在《機器時代》中提出了一個核心概念——機器霸權。在她看來，機器霸權不僅意味著機器在物理上替代人力，機器還成為了一種“治理系統(tǒng)”，對勞動過程進行全面的規(guī)訓和管控。

在工廠的流水線上，這種霸權體現得最為赤裸。機器的節(jié)拍就是命令。一臺工業(yè)機器人設定60秒完成一套操作，那么在這60秒內，旁邊輔助的工人必須完成放料、初步組裝等一系列動作。時間卡得很緊，工人再也無法偷懶，他們必須以機器為中心，要加把勁才能跟上它的節(jié)奏。

這也意味著管理權力的移交。過去，監(jiān)工需要通過現場巡視、言語催促甚至責罵來維持效率?，F在，智能攝像頭能自動識別工人的操作是否合規(guī)，是否在規(guī)定的秒數內完成動作。管理者或工程師不會設置一個工人完全無法達到的速度，但會無限逼近工人的極限。在這種安排下，工人被迫將自己的身體和節(jié)奏，完全適配于一臺沒有情感、不知疲倦的機器。

 

作為“臨時角色”的工人

機器霸權不光體現在工廠里，也延伸到其他領域。在《機器時代》中，許怡重點分析了另一個熱門領域——無人駕駛，她訪談了多家自動駕駛公司的安全員。這個在過渡期大量涌現的崗位，看似創(chuàng)造了新的就業(yè)機會，其背后的邏輯卻十分殘酷。安全員需要豐富的駕駛經驗和較高的技術水平，但其職業(yè)前景卻清晰可見：他們只是一個“臨時角色”。

“如果車里還有安全員，企業(yè)是無法盈利的?！痹S怡冷靜地分析，技術的終局一定是去掉車內的安全員，轉向“一人遠程監(jiān)控多車”的模式。她算了一筆賬：一個遠程安全員若能監(jiān)控20臺車，就意味著19個司機的崗位消失。雖然會誕生新的“路勤人員”來處理線下事故，但這類崗位數量有限，且工作條件可能更為艱苦。

這也印證了許怡的判斷：技術會創(chuàng)造新崗位，但創(chuàng)造的數量遠遠少于它替代的數量。這是資本追求效率與利潤最大化的必然邏輯。

此外，自動化正在重塑整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珠三角各類工廠的崗位有哪些變化？許怡認為，一個總的趨勢是，高技能崗位的增加緩慢而有限，但“去技能化”的低技能崗位卻在大量增生。而且，許多傳統(tǒng)意義上的“高技能”工作，正面臨被機器直接替代的威脅。她說，企業(yè)有時會優(yōu)先替換掉那些技能高、工資高、在旺季談判能力強的技術工人：“因為用機器替換他們，從成本上看更‘劃算’。”

但許怡指出，如果企業(yè)選擇用機器替代而非培訓工人時，長期來看，其實會損害其核心競爭力。“如果所有企業(yè)都用機器換人，效率都提升了，那么，你還有什么獨特優(yōu)勢？核心競爭力應該來自產品的獨特性和品質，這需要技能型人才?！痹谝粋€家電廠和一個制藥廠，許怡看到了一些稀缺范本。這兩個案例證明，技能型人才可以成為企業(yè)的核心競爭力。

隨著ChatGPT等生成式AI的爆發(fā)，白領勞動者日益陷入即將被AI替代的焦慮。許怡說，其實，制造業(yè)工人比白領更早感受到技術沖擊，他們只是沉默不出聲罷了。一方面，工人們在經過長時間、高強度的體力勞動耗盡了精力，無暇思考長遠未來；另一方面，他們缺乏發(fā)聲渠道，聲音被忽視了。相比之下，白領勞動者受教育程度更高，信息獲取能力強，發(fā)布渠道廣，對未來的焦慮感“更加明顯和強烈”。

 

讓技術紅利公有化

面對不可逆轉的技術浪潮，個體的選擇空間極為有限。個人技能的提升，無法解決全社會的就業(yè)難題。許怡認為，必須要有“社會性的解決方案”，她提出了幾個方向：一是在分配領域進行大膽調整，探索比如全民基本收入（UBI）等機制，將財富分配與傳統(tǒng)的雇傭勞動脫鉤。二是重新審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問題。如今，大科技公司無償占有全社會產生的海量數據，并用其訓練AI、獲取巨額利潤。“這些數據來自全社會，但產生的財富卻集中在少數公司手中。”許怡指出，如何在法理上界定數據所有權，實現某種形式的“公有化”，讓技術紅利惠及大眾，是根本性問題。

在政策層面，她建議政府應調整激勵機制。“過去政府補貼鼓勵企業(yè)買機器換人，現在是不是可以轉為激勵企業(yè)保留工作崗位？”此外，還需要健全社會保障網，為可能出現的結構性失業(yè)兜底；推動終身技能培訓體系，尤其是為缺乏自我投資能力的農民工提供支持，也是當務之急。

以下為正午與許怡的對話。

 

正午：在工廠的田野調查，哪個場景讓你強烈意識到，機器在系統(tǒng)地“管控”和“規(guī)訓”人？

許怡：最典型的場景是勞動節(jié)拍被機器設定。例如，一臺工業(yè)機器人設定60秒完成一個操作循環(huán)，旁邊的工人就必須在這60秒內完成放料、組裝等輔助工作。在流水線上，工件傳到工人面前，可能只給35秒的操作時間。工人必須竭盡全力跟上機器的節(jié)奏，這是一種深刻的規(guī)訓。管理者通過工程設置，讓節(jié)奏緊逼工人的極限，從而最大限度地榨取效率，工人身體的節(jié)奏必須完全適配于非人的機器節(jié)拍。

正午：“機器比人強”這種迷思，是管理者與工人的“共謀”完成的。工人為何會強化對自己不利的敘述？

許怡：并非所有工人都參與“共謀”，但這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它的形成是外部輿論、內部管理和工人自身體驗合力的結果。社會將機器等同于“先進生產力”，工廠內部也持續(xù)灌輸這套話語。

同時，工人從自身疲憊的工作體驗出發(fā)，也會覺得，我工作十幾小時會累、會情緒化，機器應該是穩(wěn)定的。這就在無意識中認同了“機器優(yōu)于人”的邏輯。只有當工人親眼目睹機器頻繁故障、效率低下時，部分人才會開始反思這套主流敘事。

正午：珠三角的“技能極化”趨勢與經典的理論模型有哪些不同？

許怡：經典理論認為，自動化會導致“技能兩極化”，即高技能和低技能崗位增加，中等技能崗位減少。但我觀察到的更像是“單向極化”或“技能下沉”。高技能崗位的增加非常緩慢和有限，而被“去技能化”的低端崗位卻在大量增加。這背后的主導因素是中國依然龐大的勞動力存量，尤其是40歲以上的中年農民工群體。自動化在減少制造業(yè)總體用工需求的同時，創(chuàng)造出少數高技能崗位，但這無法吸納眾多勞動力，導致大量工人被擠壓到更邊緣、更不穩(wěn)定的低技能崗位中。

正午：你如何看待“年輕人不愿進工廠”的流行敘事？

許怡：將問題歸結為“年輕人怕苦怕累”是膚淺的，其本質是工廠的勞動條件、收入水平、自由度等綜合吸引力不足。更深層的變化是，通過教育，越來越多農村出身的年輕人得以進入白領行業(yè)，導致藍領勞動力在緩慢減少，并且老齡化。然而，社會面臨的真正矛盾是：一方面產業(yè)升級在減少崗位，另一方面仍有大量中高齡勞動力需要就業(yè)。自動化與就業(yè)保障之間的政策整合，遠遠沒有完成。

正午：制造業(yè)工人比白領更早感受到技術沖擊，他們最普遍的焦慮是什么？與白領有何不同？

許怡：藍領工人，尤其是中年工人，給我的感覺是“只能顧好眼前”。高強度、長時間的工作耗盡了他們的精力，無暇思考長遠。他們的焦慮是更具體、更生存導向的：怕失業(yè)，怕沒活干。而白領因為教育程度高、信息通達，對未來的結構性失業(yè)焦慮更強烈、更前瞻。另一個關鍵區(qū)別是，藍領工人韌性更強，“不挑活”，從工廠失業(yè)后可能去搬磚、做護工。而許多白領難以接受這種身份和勞動條件的巨大落差，可能寧愿待業(yè)。

正午：與歷史上的“盧德運動”相比，今天對技術替代的社會反抗顯得如此“沉寂”和個體化，這是為什么？

許怡：直接破壞機器的盧德式抵抗在今天幾乎不可能發(fā)生。中西方更大的差異在于勞動者缺乏集體表達和議價的制度化渠道。在西方，工會可以組織罷工等形式的談判。在國內，盡管有工會組織，但大多停留在福利發(fā)放層面，未能有效凝聚工人共識、形成集體聲音與資方或政策制定者進行博弈。因此，工人的不滿只能化為怠工、調侃、離職等高度個體化的“弱者的武器”，這些反抗很容易被資本和技術的洪流消解。缺乏有效的集體行動機制，是反抗沉寂的根本原因。

正午：基于你的研究，對于行業(yè)政策，你有哪些建議？

許怡：核心在于政策的整合。目前的問題是各部門“各行其是”：科技部、工信部大力推動技術升級，其考核指標往往是“機器換人”的比例；而人社部、工會系統(tǒng)則更關注勞動者技能和就業(yè)保障。這兩套政策缺乏協(xié)同。政府評估技術升級，不應只看用了多少機器人、減少了多少人工，必須將就業(yè)質量、員工福利等社會指標納入整體考核體系。面對近在咫尺的變革，技術政策與社會政策必須一體化設計。

正午：面對可能到來的大規(guī)模崗位替代，您認為“全民基本收入”這類方案可行嗎？

許怡：“全民基本收入”涉及分配領域的重大調整，但它的實現觸及更根本的生產關系和社會財富所有權問題。當前，大數據、AI訓練所依賴的海量數據來自全社會，產生的巨額利潤卻集中在少數科技巨頭手中，這是一種“無償占有”。因此，需要思考如何從法理上界定這些數字資產的所有權，探索某種形式的“公有化”，讓技術紅利能夠更公平地分配。否則，國家很難有足夠資源進行大規(guī)模的社會再分配。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和社會治理的深刻挑戰(zhàn)。

 

 

——完——

作者明亮，一個喜歡蹲下來看世界的人。

題圖來源：Nana Ban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