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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不存在的美好關系,是病態(tài)心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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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不存在的美好關系,是病態(tài)心理嗎?

劍橋詞典認為,這是一種不健康的關系幻覺,播客和AI的大行其道則加重了社會危機。

圖源:視覺中國

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張釗涵 記者 姜妍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盡管2025年尚有一個多月的余額,但劍橋詞典本周已經(jīng)公布了年度詞匯——“parasocial”(類社會關系,指‘涉及或關于某人感到自己與一位并不相識的名人之間存在的聯(lián)系’),出版該詞典的劍橋大學出版與考評院稱,當泰勒·斯威夫特與特拉維斯·凱爾斯宣布訂婚時,許多粉絲感到與這對歌手和橄欖球運動員產(chǎn)生了深刻的情感聯(lián)結,盡管大多數(shù)人從未在真實生活中見過這兩個人。數(shù)百萬粉絲對泰勒·斯威夫特關于約會、心碎和欲望的自白式歌詞產(chǎn)生共鳴,心理學家將其稱為與明星之間的“類社會關系”。劍橋詞典認為,這是一種不健康的關系幻覺,播客和AI的大行其道則加重了社會危機。

對中國粉絲來說,“類社會關系”這一概念并不新鮮,且在近些年處于規(guī)制與擴張的雙向運動中:熱搜上有關明星的任何細枝末節(jié),都會成為公眾熱議甚至相互攻擊的對象;作為粉絲文化的反題,對各類飯圈文化的抨擊已然成為社會治理術的一部分。

在粉絲文化和平臺資本主義的相關研究已接近飽和的今天,為什么還要重新討論類社會關系?劍橋詞典將播客、AI機器人等新對象引入了情感政治的討論,對新興技術的恐懼不再是特定階層的心態(tài),界面文化希望通過本文對相關技術與社會語境的梳理,嘗試捕捉語詞背后的、真實的社會心態(tài)和歷史進程。

圖源:劍橋大學出版社官網(wǎng)

不再訂閱媒體從網(wǎng)紅身上獲取信息,是民粹主義行為嗎?

劍橋大學實驗社會心理學教授西蒙·舒納爾(Simone Schnall)將“類社會關系”描述為極具啟發(fā)性的年度詞匯:“類社會關系的興起重塑了粉絲文化和名人概念,并在 AI 的推動下改變了普通人的網(wǎng)絡互動方式。我們進入了一個許多人會與名人形成不健康、強烈的類社會關系時代。這讓他們覺得自己‘認識’這些人物、能夠信任他們,甚至產(chǎn)生極端形式的忠誠,但這一切完全是單向的?!?/p>

在歐美社會中,隨著公眾對主流和媒體的信任下降,人們開始退訂自由派媒體,轉而從網(wǎng)紅身上獲取信息,經(jīng)過長時間的觀看和互動,會自然將網(wǎng)紅當成親密朋友、家人甚至類似精神領袖。當一個網(wǎng)紅擁有龐大的粉絲群時,人們往往會假設他們值得信賴,甚至由此建立自我認同。劍橋詞典認為,這很容易產(chǎn)生社會思想的極端化和民粹主義。泰勒宣布訂婚引起如此大的風浪,部分因為相當多人對公共事件的關注和認識是經(jīng)由她的表達建立的,而“結婚”與此前“無孩愛貓女”的進步主義形象大相徑庭。由于泰勒能夠廣泛影響公共意見,粉絲對她個人選擇的道德化讀解和指責更像是一種自我預設的崩塌。

然而,劍橋詞典為“類社會關系”所舉的案例有些狡黠,泰勒是流行音樂工業(yè)體制中的明星,而非專以表達政治意見為己任的網(wǎng)紅。泰勒的歌詞在網(wǎng)絡甚至高校中成為文本細讀的對象、某位流量明星指責私生干擾其個人行程,或是莉莉·艾倫在分手專輯中揭露私生活,都是流行文化的內(nèi)生產(chǎn)物。詞典未能明言的是,一些以電臺、油管、電報頻道為陣地的網(wǎng)紅影響了大批年輕人的政治觀點,面對身份危機和意義真空的全球癥候,極端敘述似乎能給出一個可供倚重和發(fā)泄的園地——至少為年輕人提供了稀缺的社會關懷,簡單將社會問題訴諸民粹主義,更像是一種于事無補的道德姿態(tài)。

九年前,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讓建制派媒體顏面掃地,西方民眾對主流媒體的信任度達到冰點,當牛津詞典將“后真相”評選為年度詞匯時,知識精英的社交媒體恐懼還停留在話語層面。隨著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他對AI和假新聞的態(tài)度已然威脅到媒體行業(yè)本身,迫于強大的政治壓力,轉而批評普通人對新技術不加批判的迷戀或許是不得已的行為。

類社會關系,是新瓶裝舊酒嗎?

事實上,早在1956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唐納德·霍頓(Donald Horton)和理查·沃荷(Richard Wohl)就注意到電視觀眾會與屏幕上的人物建立“類社會”(para-social)關系,這種關系類似他們與家人和朋友的聯(lián)結,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主持人直視鏡頭、以親密的口吻用第二人稱稱呼觀眾,給人一種互動的幻覺。

然而,霍頓和沃荷并未用病理學語言描述這個現(xiàn)象,他們認為類社會關系只是對現(xiàn)實互動的補充。事實上,粉絲文化的形成長期被研究者視為積極的社會現(xiàn)象,他們被認為是能動的個體,并且具有社會參與和動員的傾向,該領域的先驅亨利·詹金斯本人就是《星際迷航》系列的忠實擁躉。面對社交媒體的興起,詹金斯認為新技術提供的交流速度和規(guī)模,能夠把少數(shù)不滿的粉絲變成一支憤怒的軍隊,他們可以集體脅迫媒體和產(chǎn)品生產(chǎn)商滿足自己的要求。如果把對象置換為現(xiàn)實存在的網(wǎng)紅,個人選擇與公眾期待之間的張力是很難消解的,人設崩塌、造神與毀神正是這一矛盾的產(chǎn)物。

劍橋詞典認為,播客主持人的主動性、不完美感與傾訴感取代了真實朋友,人們對 ChatGPT 等工具產(chǎn)生了“知己、朋友甚至親密關系般”的情感,許多人將其視作心理治療的替代品。斯派克·瓊斯2013年執(zhí)導的影片《她》預言了這一癥候,斯嘉麗·約翰遜配音的人工智能程序薩曼莎成為男主人公瑟多的親密伴侶,為遭遇離婚打擊的瑟多提供陪伴和撫慰,因為沒有身體,所有的互動都無法確證。在影片最后,瑟多發(fā)現(xiàn)薩曼莎同時在與成千上萬個用戶對話,并踐行著不同的身份想象,愛欲的排他性讓他不得不終止這段關系。文化研究學者戴錦華認為,人工智能制造的夢能夠給人類無法承受的現(xiàn)實一種想象性的出路,同時也放大了人類的自戀。

《她》劇照 圖源:豆瓣

然而,技術變遷的作用是否被夸大了?播客與廣播劇在聲音屬性上并沒有本質差別,前者具有的陪伴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會流動的加速。在大城市長通勤的過程中,聽播客是比讀書和看視頻更省力的活動,而耳機對應的社交距離本身就具有強烈的親密感。在此意義上,播客和AI都更像是一種情緒容器,映射了現(xiàn)代人情感結構中的空白地帶,由于語言固有的模糊性,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為人類提供了廣闊的詮釋空間,從而迎合人們內(nèi)心早已存在的答案,當人類返回真實的社會時,很可能陷入無人迎合的精神危機。2025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一份關于青少年與 AI 使用的報告中強調(diào):AI的作用更多是臨時性的情緒支撐,而非真正意義上的親密關系,一旦走出困境,AI的使用率就會迅速下降,但許多人選擇不再離開和AI的對話框。學者劉禾認為,所有屏幕的技術特性都是照亮自己而排斥他人,在社會意義上,這個命題同樣成立。

幻想背后的焦慮和自戀,是否來源于真實的社會情緒?

對中國讀者而言,“類社會關系”指向的社會現(xiàn)象絕不陌生,“追星族”曾長期被視為一種社會病癥。在霍頓最初的研究中,社會邊緣人群更容易產(chǎn)生類社會關系,甚至因被蠱惑而受騙。如果我們回顧一些曾經(jīng)的網(wǎng)紅,會發(fā)現(xiàn)社會對他們的觀眾群體有清晰卻未必真實的指認:“秀才”的觀眾是經(jīng)濟地位較低的中老年女性、張雪峰的觀眾是三四線城市缺少社會資源的家長、戶晨風的觀眾是低學歷低收入的青年男性……人們很輕易將“白日做夢”和“病態(tài)”的標簽貼到他們身上,然而這些網(wǎng)紅只是作為產(chǎn)品滿足了觀眾的情緒需求,這與粉絲文化的內(nèi)在邏輯是一致的。

界面文化曾撰文分析過中國粉絲文化格局的形成過程:2014年前后,日韓流行工業(yè)中的“養(yǎng)成系偶像”進入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巨頭進軍文娛產(chǎn)業(yè),用互聯(lián)網(wǎng)和大數(shù)據(jù)思維改造偶像工業(yè)。粉絲對偶像的喜愛可以通過消費表達,而消費行為本身能夠轉化為流量數(shù)據(jù),為偶像換取知名度和地位。相應地,偶像需要讓渡自己的個人生活,從而投射粉絲在不同人生階段的情感需求。

與經(jīng)典理論語境不同的是,中國的粉絲文化呈現(xiàn)出高度政治化的特征,主流價值掌握著一票否決權,因此“類社會關系”并未造成實質的社會危機,甚至對社會穩(wěn)定起到了助推作用:為獲取基本的生存權,頻繁的公共表態(tài)是不可或缺的,并且有機會換取更好的資源,通過對偶像道德表現(xiàn)的不斷檢視,粉絲也能夠維持對偶像的某種規(guī)制?!皦襞眲t提供了一個比傳統(tǒng)粉絲文化更隱秘的窗口,她們并不企圖在現(xiàn)實中靠近偶像,而是經(jīng)由對方想象生活的可能性。同性夢女文之所以流行,正因投射的對象往往是女性偶像成名前的日?!莻€尚未走入聚光燈的普通女孩。這種幻想于是成為一種微小的抵抗——在不可控的生活之外,依然存在一個只屬于自己的、尚未關閉的可能性。

關于文淇的夢女文 截圖自小紅書

詹金斯認為,粉絲文化呈現(xiàn)的緊張關系并不是病態(tài)的,而是當下社會矛盾的顯化。在此意義上,劍橋詞典的中“網(wǎng)紅”與“明星”的差別,更多呈現(xiàn)在經(jīng)濟體制內(nèi)外。對社會權力的分享者而言,不是不要制造幻想,而是不要在體制之外的幻想,面對知識精英和保守主義的共同指責,一個必要的問題是:幻想背后的焦慮和自戀,是否來源于真實的社會情緒?

參考資料:

https://www.thebookseller.com/news/cambridge-dictionary-declares-parasocial-word-of-the-year-following-lily-allens-breakup-album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2025/nov/18/feel-a-connection-to-a-celebrity-you-dont-know-theres-a-word-for-that

https://www.cambridge.org/news-and-insights/parasocial-is-cambridge-dictionary-word-of-the-year-2025

https://mp.weixin.qq.com/s/mUIOj8gz8OQIw9jamJVltA 專訪亨利·詹金斯:誰制造了“瘋狂”的粉絲?三聯(lián)生活周刊

https://mp.weixin.qq.com/s/Yc_X8jclGVTOMW2eK1ibDQ 粉絲文化是如何被異化的?從“倒奶打投”談起 界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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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不存在的美好關系,是病態(tài)心理嗎?

劍橋詞典認為,這是一種不健康的關系幻覺,播客和AI的大行其道則加重了社會危機。

圖源:視覺中國

界面新聞記者 | 實習記者 張釗涵 記者 姜妍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盡管2025年尚有一個多月的余額,但劍橋詞典本周已經(jīng)公布了年度詞匯——“parasocial”(類社會關系,指‘涉及或關于某人感到自己與一位并不相識的名人之間存在的聯(lián)系’),出版該詞典的劍橋大學出版與考評院稱,當泰勒·斯威夫特與特拉維斯·凱爾斯宣布訂婚時,許多粉絲感到與這對歌手和橄欖球運動員產(chǎn)生了深刻的情感聯(lián)結,盡管大多數(shù)人從未在真實生活中見過這兩個人。數(shù)百萬粉絲對泰勒·斯威夫特關于約會、心碎和欲望的自白式歌詞產(chǎn)生共鳴,心理學家將其稱為與明星之間的“類社會關系”。劍橋詞典認為,這是一種不健康的關系幻覺,播客和AI的大行其道則加重了社會危機。

對中國粉絲來說,“類社會關系”這一概念并不新鮮,且在近些年處于規(guī)制與擴張的雙向運動中:熱搜上有關明星的任何細枝末節(jié),都會成為公眾熱議甚至相互攻擊的對象;作為粉絲文化的反題,對各類飯圈文化的抨擊已然成為社會治理術的一部分。

在粉絲文化和平臺資本主義的相關研究已接近飽和的今天,為什么還要重新討論類社會關系?劍橋詞典將播客、AI機器人等新對象引入了情感政治的討論,對新興技術的恐懼不再是特定階層的心態(tài),界面文化希望通過本文對相關技術與社會語境的梳理,嘗試捕捉語詞背后的、真實的社會心態(tài)和歷史進程。

圖源:劍橋大學出版社官網(wǎng)

不再訂閱媒體從網(wǎng)紅身上獲取信息,是民粹主義行為嗎?

劍橋大學實驗社會心理學教授西蒙·舒納爾(Simone Schnall)將“類社會關系”描述為極具啟發(fā)性的年度詞匯:“類社會關系的興起重塑了粉絲文化和名人概念,并在 AI 的推動下改變了普通人的網(wǎng)絡互動方式。我們進入了一個許多人會與名人形成不健康、強烈的類社會關系時代。這讓他們覺得自己‘認識’這些人物、能夠信任他們,甚至產(chǎn)生極端形式的忠誠,但這一切完全是單向的?!?/p>

在歐美社會中,隨著公眾對主流和媒體的信任下降,人們開始退訂自由派媒體,轉而從網(wǎng)紅身上獲取信息,經(jīng)過長時間的觀看和互動,會自然將網(wǎng)紅當成親密朋友、家人甚至類似精神領袖。當一個網(wǎng)紅擁有龐大的粉絲群時,人們往往會假設他們值得信賴,甚至由此建立自我認同。劍橋詞典認為,這很容易產(chǎn)生社會思想的極端化和民粹主義。泰勒宣布訂婚引起如此大的風浪,部分因為相當多人對公共事件的關注和認識是經(jīng)由她的表達建立的,而“結婚”與此前“無孩愛貓女”的進步主義形象大相徑庭。由于泰勒能夠廣泛影響公共意見,粉絲對她個人選擇的道德化讀解和指責更像是一種自我預設的崩塌。

然而,劍橋詞典為“類社會關系”所舉的案例有些狡黠,泰勒是流行音樂工業(yè)體制中的明星,而非專以表達政治意見為己任的網(wǎng)紅。泰勒的歌詞在網(wǎng)絡甚至高校中成為文本細讀的對象、某位流量明星指責私生干擾其個人行程,或是莉莉·艾倫在分手專輯中揭露私生活,都是流行文化的內(nèi)生產(chǎn)物。詞典未能明言的是,一些以電臺、油管、電報頻道為陣地的網(wǎng)紅影響了大批年輕人的政治觀點,面對身份危機和意義真空的全球癥候,極端敘述似乎能給出一個可供倚重和發(fā)泄的園地——至少為年輕人提供了稀缺的社會關懷,簡單將社會問題訴諸民粹主義,更像是一種于事無補的道德姿態(tài)。

九年前,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讓建制派媒體顏面掃地,西方民眾對主流媒體的信任度達到冰點,當牛津詞典將“后真相”評選為年度詞匯時,知識精英的社交媒體恐懼還停留在話語層面。隨著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宮,他對AI和假新聞的態(tài)度已然威脅到媒體行業(yè)本身,迫于強大的政治壓力,轉而批評普通人對新技術不加批判的迷戀或許是不得已的行為。

類社會關系,是新瓶裝舊酒嗎?

事實上,早在1956年,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唐納德·霍頓(Donald Horton)和理查·沃荷(Richard Wohl)就注意到電視觀眾會與屏幕上的人物建立“類社會”(para-social)關系,這種關系類似他們與家人和朋友的聯(lián)結,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主持人直視鏡頭、以親密的口吻用第二人稱稱呼觀眾,給人一種互動的幻覺。

然而,霍頓和沃荷并未用病理學語言描述這個現(xiàn)象,他們認為類社會關系只是對現(xiàn)實互動的補充。事實上,粉絲文化的形成長期被研究者視為積極的社會現(xiàn)象,他們被認為是能動的個體,并且具有社會參與和動員的傾向,該領域的先驅亨利·詹金斯本人就是《星際迷航》系列的忠實擁躉。面對社交媒體的興起,詹金斯認為新技術提供的交流速度和規(guī)模,能夠把少數(shù)不滿的粉絲變成一支憤怒的軍隊,他們可以集體脅迫媒體和產(chǎn)品生產(chǎn)商滿足自己的要求。如果把對象置換為現(xiàn)實存在的網(wǎng)紅,個人選擇與公眾期待之間的張力是很難消解的,人設崩塌、造神與毀神正是這一矛盾的產(chǎn)物。

劍橋詞典認為,播客主持人的主動性、不完美感與傾訴感取代了真實朋友,人們對 ChatGPT 等工具產(chǎn)生了“知己、朋友甚至親密關系般”的情感,許多人將其視作心理治療的替代品。斯派克·瓊斯2013年執(zhí)導的影片《她》預言了這一癥候,斯嘉麗·約翰遜配音的人工智能程序薩曼莎成為男主人公瑟多的親密伴侶,為遭遇離婚打擊的瑟多提供陪伴和撫慰,因為沒有身體,所有的互動都無法確證。在影片最后,瑟多發(fā)現(xiàn)薩曼莎同時在與成千上萬個用戶對話,并踐行著不同的身份想象,愛欲的排他性讓他不得不終止這段關系。文化研究學者戴錦華認為,人工智能制造的夢能夠給人類無法承受的現(xiàn)實一種想象性的出路,同時也放大了人類的自戀。

《她》劇照 圖源:豆瓣

然而,技術變遷的作用是否被夸大了?播客與廣播劇在聲音屬性上并沒有本質差別,前者具有的陪伴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會流動的加速。在大城市長通勤的過程中,聽播客是比讀書和看視頻更省力的活動,而耳機對應的社交距離本身就具有強烈的親密感。在此意義上,播客和AI都更像是一種情緒容器,映射了現(xiàn)代人情感結構中的空白地帶,由于語言固有的模糊性,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為人類提供了廣闊的詮釋空間,從而迎合人們內(nèi)心早已存在的答案,當人類返回真實的社會時,很可能陷入無人迎合的精神危機。2025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一份關于青少年與 AI 使用的報告中強調(diào):AI的作用更多是臨時性的情緒支撐,而非真正意義上的親密關系,一旦走出困境,AI的使用率就會迅速下降,但許多人選擇不再離開和AI的對話框。學者劉禾認為,所有屏幕的技術特性都是照亮自己而排斥他人,在社會意義上,這個命題同樣成立。

幻想背后的焦慮和自戀,是否來源于真實的社會情緒?

對中國讀者而言,“類社會關系”指向的社會現(xiàn)象絕不陌生,“追星族”曾長期被視為一種社會病癥。在霍頓最初的研究中,社會邊緣人群更容易產(chǎn)生類社會關系,甚至因被蠱惑而受騙。如果我們回顧一些曾經(jīng)的網(wǎng)紅,會發(fā)現(xiàn)社會對他們的觀眾群體有清晰卻未必真實的指認:“秀才”的觀眾是經(jīng)濟地位較低的中老年女性、張雪峰的觀眾是三四線城市缺少社會資源的家長、戶晨風的觀眾是低學歷低收入的青年男性……人們很輕易將“白日做夢”和“病態(tài)”的標簽貼到他們身上,然而這些網(wǎng)紅只是作為產(chǎn)品滿足了觀眾的情緒需求,這與粉絲文化的內(nèi)在邏輯是一致的。

界面文化曾撰文分析過中國粉絲文化格局的形成過程:2014年前后,日韓流行工業(yè)中的“養(yǎng)成系偶像”進入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巨頭進軍文娛產(chǎn)業(yè),用互聯(lián)網(wǎng)和大數(shù)據(jù)思維改造偶像工業(yè)。粉絲對偶像的喜愛可以通過消費表達,而消費行為本身能夠轉化為流量數(shù)據(jù),為偶像換取知名度和地位。相應地,偶像需要讓渡自己的個人生活,從而投射粉絲在不同人生階段的情感需求。

與經(jīng)典理論語境不同的是,中國的粉絲文化呈現(xiàn)出高度政治化的特征,主流價值掌握著一票否決權,因此“類社會關系”并未造成實質的社會危機,甚至對社會穩(wěn)定起到了助推作用:為獲取基本的生存權,頻繁的公共表態(tài)是不可或缺的,并且有機會換取更好的資源,通過對偶像道德表現(xiàn)的不斷檢視,粉絲也能夠維持對偶像的某種規(guī)制。“夢女”則提供了一個比傳統(tǒng)粉絲文化更隱秘的窗口,她們并不企圖在現(xiàn)實中靠近偶像,而是經(jīng)由對方想象生活的可能性。同性夢女文之所以流行,正因投射的對象往往是女性偶像成名前的日常——那個尚未走入聚光燈的普通女孩。這種幻想于是成為一種微小的抵抗——在不可控的生活之外,依然存在一個只屬于自己的、尚未關閉的可能性。

關于文淇的夢女文 截圖自小紅書

詹金斯認為,粉絲文化呈現(xiàn)的緊張關系并不是病態(tài)的,而是當下社會矛盾的顯化。在此意義上,劍橋詞典的中“網(wǎng)紅”與“明星”的差別,更多呈現(xiàn)在經(jīng)濟體制內(nèi)外。對社會權力的分享者而言,不是不要制造幻想,而是不要在體制之外的幻想,面對知識精英和保守主義的共同指責,一個必要的問題是:幻想背后的焦慮和自戀,是否來源于真實的社會情緒?

參考資料:

https://www.thebookseller.com/news/cambridge-dictionary-declares-parasocial-word-of-the-year-following-lily-allens-breakup-album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2025/nov/18/feel-a-connection-to-a-celebrity-you-dont-know-theres-a-word-for-that

https://www.cambridge.org/news-and-insights/parasocial-is-cambridge-dictionary-word-of-the-year-2025

https://mp.weixin.qq.com/s/mUIOj8gz8OQIw9jamJVltA 專訪亨利·詹金斯:誰制造了“瘋狂”的粉絲?三聯(lián)生活周刊

https://mp.weixin.qq.com/s/Yc_X8jclGVTOMW2eK1ibDQ 粉絲文化是如何被異化的?從“倒奶打投”談起 界面文化

 

未經(jīng)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