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此次入圍的小說每部都譯自一種不同的語言，其中包括韓語、挪威語、日語、西班牙語以及印地語。
從奧德修斯到到《弗蘭肯斯坦》里的科學怪人，這些我們耳熟能詳?shù)慕巧荚媾R過與當今難民相似的艱難險阻。
“假如我是一個外部投資者，但深諳出版業(yè)內(nèi)部情況，我做夢都不會向這行投入一分錢?！边@是詩人T.S.艾略特作為費伯出版社理事的“冷酷發(fā)言”。
這是區(qū)分為無房者/有房者，寄人籬下/獨立自主、高檔公寓/經(jīng)適小區(qū)/弄堂老破小、向上買房/向下置換的多層世界， 就算同處一個屋檐下，前者想要跨越成為后者是困難的。
當我們紀念杰克·凱魯亞克，一次次重溫《在路上》，談論垮掉派的文學史地位時，或許也應該了解垮作家身旁的女性們在這一時代文化思潮里如何被對待，如何被裹挾。
余華，人和作品各火各的。
頗顯諷刺的是，呼喚圣潔的、超越的真愛的文學作品與俗套的“殺豬盤”案件竟然有共同點，即其中的愛情不是由朝夕相處點滴積累形成的，而由鼓勵幻想的對話和許諾構成。
在《密西西比河某處》中，于堅在書寫美國紐約的同時，回憶著家鄉(xiāng)和過去。他在歐洲和美洲回望李白杜甫和母語故鄉(xiāng)，也在今日詩歌的燦爛修辭中感到生命感的虛弱。
“凱爾特文化”與“愛爾蘭性”如何被民間故事文集塑造？我們能否在從喬伊斯到薩莉·魯尼的愛爾蘭作家中尋到延續(xù)的母題？
《1898年的夏日》記錄了戈德曼在中國的觀察以及對李鴻章、榮祿等重要人物的訪談。作為一個外來者，他想象著中國的鬼魂和神明，又向身處動蕩時局中的官員拋出關于帝國轉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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